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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記者 焦艷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從試點到實施，發(fā)揮了繁簡分流、優(yōu)化司法資源配置、提高訴訟效率的重要功能。然而，在推進這項刑事訴訟制度落實過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問題——認罪認罰制度對控辯審關系帶來怎樣的影響?被追訴人認罪認罰,辯護律師可否進行無罪辯護?量刑建議如何真正體現控辯雙方的合意?在日前舉行的第九屆“刑辯十人”論壇上，刑辯律師、法官、檢察官結合辦案實務就相關議題展開討論，同時呼吁量刑建議提出形式需透明化、精準化，以進一步擴大刑辯律師發(fā)揮作用的空間，推動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更廣泛適用。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控辯審關系的變化

　　作為一項重要的訴訟制度，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推動我國刑事訴訟程序、模式發(fā)生了重大變化。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確立實施對傳統(tǒng)控辯審關系帶來怎樣的影響?這是業(yè)內關注的諸多議題之一。

　　北京尚權律師事務所主任毛立新律師認為，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對我國刑事訴訟結構、各訴訟主體之間的關系產生了一定影響?？剞q關系中，控辯雙方的職能定位、基本立場并未改變，只是在“對抗”之外增加了“協(xié)商”手段，但他認為二者并不能視為“合作”關系。從控審角度出發(fā)，法院的審理對象發(fā)生了變化，主要審查認罪認罰的自愿性和具結書的真實性、合法性，但仍對基礎事實和證據負有審查義務，確保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北京中同律師事務所主任楊礦生律師認為，控辯關系存在五方面變化：一是“協(xié)商”色彩更為濃厚;二是控辯交流的時間前移到庭審前;三是溝通內容由程序問題轉向實體問題;四是溝通的對象和目的由說服法官轉向說服對方;五是對控辯雙方的專業(yè)化要求更高。

　　北京東衛(wèi)律師事務所主任郝春莉律師認為，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下，控辯雙方有制衡有合作，在控辯審關系中，控辯關系更像一個等腰三角形的兩腰。目前實務中遇到的一些問題大都是因各方存在不同的理解而引發(fā)爭議，所以落實好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應凝聚共識、減少爭議、確保質效。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陳衛(wèi)東指出，在認罪認罰背景下，控辯平等更多應強調協(xié)商和溝通。律師在法庭上的作用就是要配合法官、配合法庭把這個庭開好，這也體現出一種協(xié)作關系。法官要為律師辯護提供充分空間，而且要認真傾聽辯護人的意見。陳衛(wèi)東說，“如果沒有協(xié)商，認罪認罰就會演變成一種由控方單方主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讓渡自身權利，承認自己有罪的訴訟，這是極為不公正的?！?/p>

　　保障律師獨立訴訟主體地位

　　北京德和衡律師事務所副主任毛洪濤律師結合辦案實務談到，辯護人發(fā)表辯護意見時有被限制的情況發(fā)生，如有的辯護人做無罪辯護時會成為公訴人當庭撤銷認罪認罰具結書的理由。毛洪濤說，辯護人作無罪辯護不影響認罪認罰成立。

　　陳衛(wèi)東認為，認罪認罰制度不能把辯護律師和當事人捆綁在一起，一定要賦予律師辯護的獨立地位。

　　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審判長楊立新表示，自愿選擇認罪認罰是嫌疑人、被告人的權利;而獨立行使辯護權是我們國家刑事訴訟法賦予辯護人的權利。因此，獨立辯護是律師的法定訴訟權利，律師提出無罪、罪輕的辯護意見要根據事實和法律，而不是根據嫌疑人、被告人是否認罪。需要注意的是，律師在提出無罪辯護意見的時候，一定要知道訴訟程序適用上對嫌疑人、被告人的影響。如果嫌疑人、被告人自己自愿認罪認罰，但律師作無罪辯護，速裁程序用不了，簡易程序也用不了，只能適用普通程序。然而，普通程序的審限比簡易、速裁程序期限長很多。這樣被告人就享受不到“程序從寬”了。楊立新強調，刑事訴訟法并沒有因為規(guī)定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而限制律師的獨立辯護權，但是無罪辯護意見的提出，一定要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但同時也要尊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意愿，畢竟獨立是相對的。

　　呼吁強化量刑建議透明度精細化

　　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檢察機關提出量刑建議具有特殊且重要意義，確定量刑建議也是控辯雙方達成量刑合意的最直接、最充分的體現。與定罪相比，犯罪嫌疑人更關心量刑，更想及早知道自己可能被判處的刑種、刑期和執(zhí)行方式。

　　北京京都律師事務所主任朱勇輝律師說，犯罪嫌疑人在審查起訴階段認罪認罰的，該階段律師的重點工作是與檢察辦案人員協(xié)商提出適當的量刑建議。朱勇輝認為，應進一步加大檢方建議的透明度、精準化，如在司法實踐中，遇到犯罪嫌疑人犯數罪的情況下，檢察機關會出具一個總的量刑建議，并沒有詳述各個罪名應判的刑期和依據，律師就難以確定是否還有空間爭取?如果檢方能有一個明晰的量刑建議說明，也會使犯罪嫌疑人充分了解其認罪認罰獲得從寬的“優(yōu)惠”，使其知悉如果對協(xié)商確定的量刑建議表示反悔后可能導致喪失量刑減讓幅度的法律后果，以利于量刑協(xié)商過程及其結果的穩(wěn)定性。

　　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理論研究所所長、研究員謝鵬程說，在多數案件中，辯護空間最大的是量刑而不是定罪。謝鵬程說，但是現在在認罪認罰從寬的程序中，許多律師反映辯護空間變小了。從制度設計上說，這是因為法律沒有直接賦予律師提出量刑意見的權利;從制度實施的角度來說，這是因為檢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議在計算過程方面不夠透明，讓律師無從提出意見?，F在看來，量刑建議程序有待完善，檢察官的量刑建議原則上要公開計算過程，起碼要向律師公開，以便接受律師監(jiān)督，同時要改進審前證據開示程序，讓律師全面了解案情，有效開展辯護。

　　而對于實踐中遇到檢察機關的量刑意見與律師的意見相差較大情況時，郝春莉提出，鑒于現行規(guī)定中律師只有針對檢察機關量刑建議提出異議和意見的權利，建議立法中增設律師單獨的量刑建議權。

　　加大認罪認罰案件從寬力度

　　與會實務界、學界認為，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的“從寬”力度可以再擴大一些。朱勇輝呼吁加大對認罪認罰被告人量刑的減讓力度。朱勇輝說，目前兩高三部指導意見的規(guī)定對認罪認罰被告人只能從輕處罰，如司法實踐中會遇到案件犯罪嫌疑人積極退贓退賠卻無法成為其減輕處罰的法定事由，不利于發(fā)揮被告人的認罪認罰積極性，建議在立法上可以考慮突破。謝鵬程認同“從寬”幅度的擴大，“但這是立法的問題，現行立法條件下不可能擴大，法律底線是不可以突破的。”

　　與會律師表示，能否用好用足該項制度，刑辯律師應該有更多作為，一方面要加強與司法機關溝通協(xié)商的能力,另外要為當事人提出合理辯護意見，就需要積極主動地開展量刑理論、實踐知識的系統(tǒng)學習。